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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詩經的有關資料

時間:2018-05-16 詩經 我要投稿

  一《詩經》的編排分類

  前人有“六詩”“六義”“四始”的說法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(太)師》中說:“大師教六詩:曰風,曰賦,曰比,曰興,曰雅,曰頌。”在《毛詩序》里,把“六詩”叫做“六義”。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。其中,以孔穎達在《毛詩正義》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。他說:“風、雅、頌者,詩篇之異體;賦、比、興者,詩文之異辭耳。大小不同,而得并為六義者,賦、比、興是詩之所用,風、雅、頌是詩之成形,用彼三事,成此三事,是故同稱為義。”他認為風、雅、頌是詩的不同體制,賦、比、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,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。至于《毛詩序》中又把風、小雅、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“四始”,則是出于封建禮教的觀點對《詩經》所作的曲解。

  《詩經》中的“風”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,大多數是民歌,最富于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。“風”又分為周南、召南、邶、、衛、王、鄭、齊、魏、唐、秦、陳、檜、曹、豳等15國風,共160篇。“雅”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,共105篇,又分“大雅”和“小雅”。“大雅”31篇,用于諸侯朝會;“小雅”74篇,用于貴族宴享。“頌”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,又分“周頌”31篇,“魯頌”4篇,“商頌”5篇,共40篇。《詩經》各部分的產生時間,一般認為“周頌”和“大雅”的大部分產生于西周前期,“小雅”的大部分和“大雅”的一部分產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東遷之初,“國風”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,多數篇章以及“魯頌”“商頌”的全部都產生于春秋時期。就具體篇章說,產生年代最早的是《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《公劉》等,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,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。產生年代最晚的是《陳風·株林》,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,當作于魯宣公十年(前599年)之前。

  二《詩經》的表現手法

  《詩經》的表現手法,前人概括為賦、比、興。朱熹在《詩集傳》中解釋說:“賦者,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”,“比者,以彼物比此物也”,“興者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”。這種解釋比較通行。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,一般多見于《頌》和《大雅》;但像《七月》《氓》《溱》等優秀民歌作品,也使用了賦的手法。比就是譬喻,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,使其特征更加鮮明突出。如《風·相鼠》《魏風·碩鼠》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、貪婪可惡;《衛風·氓》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。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,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。興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系。如《周南·桃夭》是一首嫁女詩,以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華”起興,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。又如《邶風·燕燕》是一首送別詩,以“燕燕于飛,差池其羽”起興,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。比興手法的運用,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,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。比興手法對后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。

  《詩經》善于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,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。這種情況在《國風》和《小雅》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。有的通篇重疊,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,如《周南·》;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,如《周南·漢廣》;有的隔章重疊,重首重尾,如《周南·關雎》。重疊便于記憶和詠唱,是民歌的特色之一,回旋反復,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,更充分地抒發情懷。《詩經》中還運用了疊字、雙聲、疊韻等修辭手段,如“風雨凄凄,雞鳴喈喈”“風雨蕭蕭,雞鳴膠膠”,其中的“凄凄”“喈喈”“蕭蕭”“膠膠”都是疊字;雙聲如“參差”“踟躕”等;疊韻如“窈窕”“崔嵬”等。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,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,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,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屬性。

  三《詩經》的特色和影響

  (一)《詩經》里的作品多方面地描寫了現實生活,表現了不同階級和階層的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。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現實事物。這是《詩經》的一大特色。其中有許多詩密切地聯系著政治,針砭了社會。有些出于下層的反剝削、反壓迫的詩,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中更本質的現象。這種現實主義精神被后人十分重視,產生了巨大影響。屈原作品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、反對黑暗勢力的精神就是《詩經》精神的繼承。

  (二)《詩經》里大量運用了比、興的手法,收到顯著的藝術效果,對后代文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。

  (三)《詩經》中民歌還有些結構形式上的特點值得一談,最突出的是重章疊句。重章有時表示事物進展的程度和順序……重復歌唱還有加強抒情的效果……至于《詩經》中歌謠本身給予后人的影響,主要還是在于它的真樸、深厚的思想感情與現實主義精神,而不在于它的技巧和結構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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